“文革”结束，曾经走出军营进入政界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和政委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后，又随着最高领袖的“兵归营，政归党”的号召回归了军营。造反派头头们下乡的下乡，关的关，抓的抓，也都作鸟兽散，各人又回归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曾经一落千丈的被当成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省领导纷纷落实政策，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省委大院。
书记大楼的旧主人又回来了。郑东不久随着也曾是书记处书记，后来成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老首长奉调去了北京。谭冠随着“大姐”回到了古都。他深深地知道他这个带着“旧军官家属”小帽子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得像老鼠那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而且这只小老鼠还必须吸附在玛瑙盘上，才能因为官场“投鼠忌器”
的心理而避免落得被捉拿宰割的命运。这一手法后来被大小贪官们也反复利用，古代权术中又叫狐假虎威，拉大旗做虎皮一类，谭冠后来总结为官之道时称为“借势”或“造势”。这借势之术被他悄悄地向他的圈内人物推销，比如在邬历社长遭到郭斌、李白舫等人攻击时，他不失时机地授意邬历为省内的一些爱好诗词写作的领导出版了一批诗文选集之类。这些诗文集当然由邬历亲自操刀，
从选题立项到排版、装帧都由邬历单独进行。于是，在省委、省政府大院乃至首长的私宅里经常可看到了邬历忙碌的身影，使凡有为文作诗雅好的首长们都能得到一本装帧精美的诗词集或散文、
评论集。尽管这些官样文章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甚至还要贴上丰厚的稿费。而对于邬历、谭冠的社会效益却是受用不尽的，否则组织部、宣传部的于部们怎会在扬子出版社群情激奋揪邬历时突然来考察他，要提拔他当厅局级后备干部呢?不能不说这些装帧精美、稿酬优厚的小册子发挥了潜在的、为其官场升迁扫平障碍的巨大作用。
聪明的贪官污吏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来掩盖自己的秽行，让有着投鼠忌器传统的官儿们不敢对吸附在权力玛瑙盘上的老鼠下手。有着诗文雅好的领导们在满足于自己虚荣的同时，无意中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他们是善良的、正直的、无私的，然而却陷身子部下精心构筑的陷阱之中。只要跳进这个伪装的陷阱就难以自拔，因为****拔出陷阱的也带出了泥，这是有损领导同志光辉睿智形象的事。凡有损领导形象事，根据官场“为尊者讳”的传统是不宜大事张扬的，这一“讳”也就将那些贪官污吏的劣迹也同时讳了起来，这就是“借势”之术的妙处，旨在拉领导一起趟浑水，借领导之势招摇就可以有恃无恐。后来这“借势”之术又被崔牛牛用在制造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发行集团筹组上，竟也屡试不爽呢。谭冠的借势也就是投“大姐”所好，过年过节串串门，提几条鱼，送点不起眼的小纪念品，去看看“大姐”及领导。“大姐”也算不忘患难之交，
引荐他进了“文革”后重新开始组建的出版社。
一来二往，他和“大姐”一家混熟了，经常在星期天到“大姐”家去转一转，随随便便地拍一些照片。“大姐”和领导也是很平易敬人的，一点架子都没有，随随便便地摆好姿势，任由他摄取镜头，他温驯地单腿跪在大姐和领导的膝边，脸上露出谦恭的微笑，那笑容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照片中的他们看上去倒像是一家人呢，他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弥足珍贵的镜头压在玻璃台板底下。同事不经意地随便问问，他再若无其事地随便介绍说，“这是我们家大表姐”，
时间长了，说顺嘴了“大表姐”就含含糊糊地成了“大姐”反正他就这么真真假假地成了省委书记的小舅子。这假语村言也就在a
省出版界不胫而定了。
“文化大**”结束，他把在“文革”中饱经磨难，九死一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接到了身边，他要开始尽人子之孝道来弥补多年来感情的欠债。他更加勤勉地工作、学习，更加谦虚谨慎地为人处事。他的温文尔雅，笑口常开，广结善缘，赢得了同事的好评。
同时他与“大姐”一家人的特殊关系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玻璃台板底下不经意放的照片开始反射出异样的光彩。本人的努力，
加上“大姐”的关照，他由出版社的副总编升到a省出版厅的副厅长，他终于被德高望重的高洪同志看中，成了a省出版厅厅长的后备人选。
后来，有人问起离休多年的高洪同志，当时何以选中谭冠先生当接替人时，高洪同志笑而不答，只轻轻地吟诵了白居易的诗句“王莽谦恭未篡时”，然后轻轻一笑说：“‘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黄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身处高位，有时也是会受蒙蔽的，皇帝老儿尚且不免，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呢?”
当谭冠从他十分熟悉的那个大院子，走进那幢咖啡色的耐火砖大楼被召见谈话时，他向他所熟悉的领导，也即“大姐”的丈夫表示了真正的谦虚。他上书省委宣传部，痛陈自己的能力、身体都不能担任如此的重负，真诚地希望已当了省委宣传部副